1960年5月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二战元帅蒙哥马利，蒙哥马利对毛说：“我读了你的军事著作，研究了你指挥的战役，特别是三大战役，那可是你的得意之笔。”毛泽东一摆手说：“不，那不是我的得意之笔，我的得意之笔是四渡赤水。”
油画，《四渡赤水》，申根源、梅肖青、孙向阳、王天任作。在毛泽东的指挥下，红军四渡赤水，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，堪称运动战的典范
土城之战：毛泽东“出山”第一仗
遵义会议后，中央红军的行动和此前最大的不同，就是灵活机动，避实就虚，不再是被动挨打，也不是墨守固定的计划，盲目硬干，而是从实际出发，力争掌握战争行动的主动权。
在遵义会议上，刘伯承、聂荣臻建议渡江北上，打算经赤水从泸州、宜宾之间北渡长江，进入四川腹部，和红四方面军会合。要实现这个计划，红军第一步就要从遵义向北，占领黔北的军事要地赤水县城。
遵义会议后，在毛泽东的率领下，红一军团1师、2师对赤水县形成了合围之势，准备发起进攻。这时红军得到情报：赤水县城的县长，正强迫农民往县城里运送稻草，给即将到达的川军做宿营准备。得到情报后，红军官兵化装成当地农民，也挑着稻草，将枪藏在稻草里。计划只要一混进城，就里应外合发动攻击，拿下赤水县城，打开北进的通路。但红军接近赤水县城的时候，路上突然出现了川军正规部队，随即被要求盘查。
红军的衣服是当地农民的衣服，但因操一口浓重的江西话而被识破，双方迅速占领有利地形，开始了激战。但是，川军越打越多，尽管红一军团组织了很多小的穿插队伍，想迂回到川军背后，但都被川军死死压制住。因此，黔北之战的第一个行动——占领赤水县城的目的没有达到。
蒋介石的中央军在控制贵州后，开始倾力“围剿”红军，就在红军推进赤水的当天，蒋就下达《川江南岸围剿计划》，随即在川南、黔北集中了150个团、20万人进行围攻。四川的刘湘也预料到红军会渡江入川，并估计红军会“沿赤水河出合江后渡长江北上或经过古蔺、永宁出泸州北上”，因此将长江上游的泸州至宜宾作为中心防御地段，命令预备军潘文华为南岸总指挥进驻泸州，并在川南的叙永、古蔺和赤水地区布置堵截、封锁长江。但是，对敌人的上述部署，红军并不知晓。有研究者认为，作为红军长征中的“千里眼”“顺风耳”，专门执行无线电侦察任务的军委二局对国民党粤军、桂军、湘军、黔军所用的密码，已基本掌握其规律，但对川军所用密码，却是首次接触，在密码破译工作中可能出现了一些问题。
攻打赤水县城的失败使中央红军北进四川的计划暴露了，川军绝不允许红军进入四川，他们迅速进入贵州阻击。这时，中央纵队已经来到距赤水县城四十里的土城。军情紧急，而且后面尾追的川军郭勋祺和廖泽的两个旅也步步紧逼，毛泽东决定，就在距土城镇西北五六里的青杠坡打一个阻击战，消灭尾追的敌军。
茅台渡口位于仁怀市茅台镇朱砂堡赤水河畔，是红军三渡赤水时的主要渡口
战斗在1月28日拂晓打响，这是毛泽东“出山”后决策打的第一仗。战斗以红三军团、红五军团为主，向川军阵地发动了进攻。郭勋祺部是川军中的王牌，装备精良，屡经战阵，阻击十分顽强。红军猛攻3个多小时，川军非但死战不退，随着援军的加入，火力还越来越猛。打到中午，青杠坡就是拿不下来。战局的发展对红军越发不利。川军倚仗优势兵力，突破红五军团阵地，一步步向土城压来。如果不能顶住，后面是赤水河，红军将被迫背水作战，后果难以想象。
在这个紧急时刻，朱德向毛泽东提出自己亲自到前线直接指挥作战。鉴于局势的严重性和前线的危险性，毛泽东迟迟没有答应。朱德急了，把帽子一脱，说：“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。只要红军胜利，区区一个朱德又何足惜！”毛泽东也深感战情危急，只好同意。同时通知奔袭赤水县的红一军团急速返回增援，并命令干部团团长陈赓、政委宋任穷率干部团急赴前线参战。
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是护卫党中央和军委机关，不是军情万分紧急，是不会轻易动用这支部队的。
朱德赶到前线亲自指挥，命令精锐的干部团发起反冲锋，终于稳住了阵脚。下午2时过后，红一军团2师急行军返回增援，立即投入战场与干部团协同作战，打退了敌人的进攻，巩固了阵地。一直在前沿观察的毛泽东，高兴地称赞：“陈赓能打仗，可以当军长！”
28日下午，青杠坡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，在土城镇周恩来住处，中革军委召开了著名的“土城会议”。这是红军在长征的战斗中召开的一次重要的紧急会议。会议做出决定：原本由此地北进川南渡长江的计划，暂缓执行；为了保全红军，迅速脱离战场。
面临优势的敌军，要脱离战场谈何容易。这时，军委二局的情报发挥了作用，二局的曾希圣、曹祥仁很快从此前错译川军密码中吸取了教训和经验，掌握了川军密码的规律。他们在敌军往来的电文中发现，敌军的合围仅有一个不大的口子尚未合拢，外围只有蒋介石坐镇指挥的贵阳空虚。军委据此决策，立即从包围圈的空当中撤出，摆脱当面敌军，西渡赤水，脱离绝地。
1935年1月29日凌晨3时，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从元厚、土城西渡赤水的命令，几个小时之后，红军各部队分三个渡口迅速渡了过去，当时乘坐的船是向老百姓租来的。搭浮桥使用的船，向船主们付了船钱，过河后就把浮桥炸了。
这就是一渡赤水，实际是中央红军为摆脱敌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。
二渡赤水 回师黔北
1935年1月29日，中央红军各路纵队过了赤水河，分别向四川南部的古蔺和叙永一带进军，伺机从宜宾附近北渡长江。因为刘湘已经有26个团在那里布防，红军过河后，便处处遭到敌人的阻击。一军团先头部队2师进攻叙永久攻不克，后卫部队1师在三岔河遭敌截击，三军团在天堂坝同川军遭遇，势态不利。鉴于敌情，毛泽东认为北渡长江的计划难以实现，此地不可久留，于是决定红军主力向敌人兵力较弱的云南扎西一带前进。
2月8日，红军先头部队夺取了扎西。在扎西会议上，毛泽东还总结了土城战斗，他认为，土城战斗的主要教训是对敌情的判断失误，主动承担了指挥和判断上的失误。但是在谈到下一步的军事部署时，毛泽东的想法却出人意料，他认为，我们不要往西走了，要调头往回走，往东重新回到贵州境内去。对此，很多人不理解，土城战役失利，渡过赤水就是为避开敌人的锋芒。现在怎么又要往回走呢？毛泽东解释道，敌强我弱，红军的优势就是在大范围之内的大规模地机动作战。而且一定要出其不意。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后，敌军主力已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地区，而黔北地区的防守非常空虚，现在杀他个回马枪，就是出其不意。
2月11日，中央红军的主力离开扎西，掉头向东，又往回走。2月15日，进抵四川古蔺白沙。2月18日，中央电令二渡赤水。至21日拂晓，中央红军各部分别从太平渡、二郎滩、九溪口渡过赤水河。
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，把敌军主力甩在川南叙永、古蔺及云南扎西地区，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。
王家烈在得知红军东渡赤水的消息后急忙组织了6个团的兵力在赤水河东岸娄山关一线阻击红军东进，红军欲取遵义，必须同时夺取娄山关和桐梓。为保障北线稳定，总部令五、九两个军团在桐梓以北的官店构筑工事阻滞川军南下。其余一、三军团向桐梓、遵义发起进攻。
2月24日，红一军团的1师1团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，夺回桐梓，并歼敌一个团。三军团一路疾进，提前10分钟赶在援敌之前攻克了娄山关制高点点金山，然后迅速向娄山关发起进攻，到2月26日，红军再次夺下娄山关，为挥师遵义打开了通道。占领娄山关后，红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，于28日晨再占遵义。这时，蒋介石急调吴奇伟纵队的59、93两个师，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。为了歼灭吴敌，红一、三军团分两路向懒板凳和鸭溪方向迎击，在老鸦山、忠庄铺一线与吴敌展开激烈战斗。黄昏前，红军全线展开猛烈反击，直插吴奇伟指挥所，敌全面崩溃，其主力被歼于遵义城外，吴奇伟只带少数残兵率先逃过乌江。
遵义娄山关战役共击溃两个师8个团，俘敌3000人，缴枪2000余支，子弹10万多发，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。蒋介石则称之为“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”。这一战役也使黔军王家烈的老本基本输光，部队损失过半，有3个团级以上军官被红军击伤。而毛泽东则诗兴大发，写下了著名的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：
西风烈，长空雁叫霜晨月。
霜晨月，马蹄声碎，喇叭声咽。
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
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
打鼓新场之争与鲁班场之战
遵义娄山关战役后，3月2日，蒋介石飞抵重庆“督剿”，亲自统领驻川黔的各路军队，并制定了“南守北攻”和“碉堡推进”的作战方针，妄图再次压迫红军于乌江北岸、长江以南、赤水河东岸地区，围而歼之。
3月4日，中革军委主席朱德、副主席周恩来、王稼祥签发命令：“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，兹于此次战役特设立前敌司令部，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，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委员。” 这意味着毛泽东恢复了军内职务，重新掌握了军队指挥权。命令里面提到的“此次战役”就是中央决定与追击军主力周浑元纵队的战役。周浑元部是蒋介石的嫡系，其战斗力远在黔军和川军之上。也可以说，这个前敌司令部是专为歼灭周敌而设。
但是，就在毛泽东积极准备与周部交战之时，3月10日，林彪、聂荣臻却联名向中革军委发出一封“万急”电报，建议以主力向打鼓新场、三重堰前进，消灭西安寨、新场、三重堰之敌。并附有具体部署。
但是，林彪所提的打鼓新场（金沙）等为黔军尤国才旅，但毛泽东此时一直在考虑如何打周浑元。在当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，大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意见，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，他认为红军两天以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，届时滇军将与那里的黔军会合，旁边还有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侧击，一打，又会碰硬。毛泽东的意见没能说服大家，最后毛泽东急了，提出如果要打，他就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。会议现场表决，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。毛泽东刚刚担任了6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，所遗空缺由彭德怀暂代。
这天天黑后，毛泽东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住地。他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儿发。毛、周二人在屋里进行了一番讨论，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，然后两人又去找朱德，并决定第二天接着会上讨论。到了第二天的会议上，大家最终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。毛泽东认为像这样通过政治局集体开会讨论来指挥战争是不行的，3月12日，经毛泽东提议、张闻天赞成，周恩来、毛泽东、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，全权指挥军事；周恩来为团长，以应付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。
3月13日，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发布《关于我野战军战略方针的指示》，基本设想是在消灭黔军的战斗中调动周浑元、吴奇伟纵队，相机歼灭。3月14日，又发布“我野战军决心以全部力量，于明15号绝不动摇地消灭鲁班场之敌”。鲁班场之敌即周浑元。
鲁班场位于仁怀县南四十里，紧贴赤水河东岸，地势十分险要，易守难攻，这里驻有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3个师、8个团的兵力，且工事坚固，是一个“硬骨头”。而且，蒋介石要求，周部为吸取“遵义失败之耻”，不要贸然与红军接触，命其部一直往遵义之西转移，构筑工事以等待红军来攻。可以说，作战前，周部是以逸待劳，掌握了战略主动性。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。 激战至19时许，周敌开始向红军右侧迂回。黔军两个团也尾随红军至鲁班场东南永安寺附近。为避免受敌夹击，红军遂撤出战斗。在这场战斗中，红军损失重大，毙伤俘敌1000余人，但也牺牲数百人，伤千余人。
事实证明，鲁班场一战红军没有达到目的，据部分与会者回忆，1956年9月10日，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会上也承认，自己指挥的土城战役和贵州茅台的鲁班场之战是“走麦城”。那么相较而言，林彪的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胜算是不是更大一些呢？蒋介石1935年3月5日晚发电命令。蒋电所指方向，正是金沙范围，可见，红军如果坚持进攻打鼓新场，则正中蒋介石计。所以，毛泽东在苟坝会议上力排众议，放弃进攻打鼓场还是正确的，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必要的损失。
鲁班场战斗的失败，红军不得不放弃赤化贵州的战略方针。这时，多路国民党军队赶来，企图夹击红军。16日，中央红军决定三渡赤水。当国民党军自以为调动部署将成之际，红军突然渡过赤水，重返川南的古蔺、叙永地区。19日，红军攻占镇龙山，进入古蔺的大村、铁厂、两河口，并做出北渡长江的态势。
四渡赤水 摆脱包围圈
红军三渡赤水是在没有拿下鲁班场，为摆脱敌人的包围的情况下进行的，但看似被动，实则主动。毛泽东要求“三渡赤水”的行动要大张旗鼓，唯恐敌人不发现，他还特别强调，这次渡赤水谁也不许走远，就在二三十里的范围之内找个树林子隐蔽起来，休息待命。毛泽东在策划“三渡赤水”的时候已经把“四渡赤水”想好了。这次的行动把蒋介石也搞得晕头转向，他无法判断红军的战略意图，他还担心红军重到川南会不会又要北渡长江。于是，他急忙调整部署，重兵再集中到赤水河西，星夜赶筑大量碉堡，企图用紧密衔接的碉堡封锁线，再度围困红军在赤水河以西，迫使红军在古蔺地区决战。3月20日，蒋介石电其前线各部称成败在此一举。
当蒋介石将各路大军从各个方向云集川南，赶筑碉堡，尚未形成包围圈之际，中革军委即决定回师东渡。就在蒋介石发出电令的3月20日的当天，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发出了四渡赤水电令，要求部队秘密、迅速、坚决地出敌不备，折返转东，再过赤水。21日晚至22日上午，红军各部以隐蔽、迅速的行动全部渡过赤水河。当蒋介石令他的各路人马向古蔺地区进军集结时，红军则隐蔽地与敌军相对而行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策划的包围圈。这次巧妙迂回，一下子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古蔺周围。当红军南进至遵义、仁怀一带时，敌军的辎重物资还在源源北运。
三渡是公开的，四渡则是秘密的。3月24日下午，蒋介石带着夫人宋美龄及德国顾问端纳以及陈诚等从重庆飞往贵阳，等待在赤水两岸全歼红军的喜讯。为了给蒋介石一个错觉，3月24日，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徘徊于马鬃岭地区，向长干山等地实施佯攻，还在露天地方摆放标语，大放烟火，装成炊烟来迷惑敌人，使得蒋介石更加相信中央红军要北渡长江了。与此同时，红军主力向南一举突破敌人在遵（义）仁（怀）封锁线，火速向下，向乌江急进。而在这时，蒋介石仍电令川滇黔主力以最快速度赶到黔北打鼓新场一带集结。国共两支队伍一个向南疾进，一个向北围堵，可谓是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据当年参加这次行动的老红军回顾，红军和国民党部队经常在路口相遇，由于红军中不少人穿的是缴获敌人的服装，还以为是互相调防呢，甚至出现了在同一个村子士兵们互相递烟，红军伤员到敌人卫生队取药看病的趣闻。据聂荣臻回忆，中央红军有一个排长来到一个国民党军的连队伙房，看到一只煮熟了的鸡，伸手抓来就要吃，伙夫连忙制止说，这是给师长煮的鸡。
位于四川古蔺县红军四渡赤水的太平渡渡口遗址
3月29日晚，红一军团先遣部队赶到乌江北岸，利用雷电交加的天气，乘竹筏到达对岸，并迅速架起浮桥。除九军团继续在马鬃岭一带佯攻，掩护主力南下外，各主力军团于3月31日全部渡过乌江，跳出了蒋介石精心部署的围堵圈，一下子把围堵红军的各路大军甩在乌江以北。
中央红军南渡乌江后，毛泽东指挥部队兵锋直逼贵阳，红军一路虚张声势，扬言要攻打贵阳，到处书写“拿下贵阳城，活捉蒋介石”的标语，还派出小部队发动了对贵阳城的佯攻。因为前几天蒋已把贵阳的主力调到了古蔺，眼下贵阳只有4个团的兵力，此时蒋介石在贵阳城内，焦急万分，他急令滇军增援贵阳。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则是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其意主要在于调出滇军西进云南。
蒋介石害怕红军“乘虚袭击贵阳”，慌忙把原驻防黔西、阻挡红军进入云南的滇军孙渡部东调贵阳，这样红军西进云南的门户便敞开了。
兵不厌诈，调出滇军的目的已经达到，毛泽东决定抓住战机，从“声东”迅速转而“击西”，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向云南疾进。于4月27日进到昆明西北地区，接着转兵向北，于5月3日—9日巧渡金沙江，冲出3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。在乌江以北地区活动的红九军团也于5月5日—6日从东川以西渡过金沙江，与中央红军主力会合。
这一战役，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在川、滇、黔边围歼红军的计划，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，堪称运动战典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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